总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规律性的认识，第一，野史本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自唐以下，相沿至今；第二，野史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大多出于闻见，四是记事较少忌讳。
二、《正史削繁》与正史性质
一般说来，“野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的。正史和野史的区分及其名称的产生，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十分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广弘明集》卷三载南朝梁人阮孝绪《七录序》及《七录目录》，其《七录目录》附录七种之二是：“《正史削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录》一卷。”[13]《正史削繁》可能是“正史”名称最早的由来。尽管《广弘明集》成书晚于《隋志》，但从它著录《正史削繁》一书详于《隋志》来看，其所据文献当早于《隋志》之所据。《隋书·经籍志二》分史部书为十三类，以“正史”类为之首，著录历代纪传体皇朝史，并有小序概说其意，这是“正史”在历史文献分类上真正确立的标志。所谓“正史之名，见于《隋志》”[14]之说，或许包含了上述两种情况。《隋志》成书于7世纪中期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而阮孝绪（479—536年）是5世纪和6世纪之交的人，其《正史削繁》当比《隋志》早一百二三十年。阮书已佚，故我们现在讨论正史含义，只可从《隋志》说起。《隋志》所谓“正史”，指的是《史记》《汉书》一类的纪传体史书。除纪传体各史之外，尚包括关于这些史书的集注、集解、音训、音义、驳议等著作。刘知幾撰《史通》，特叙《古今正史》篇，然其所谓“正史”含义与《隋志》并不相同。他在《史通·古今正史》篇结末处写道：“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这里，刘知幾是把自古以来凡“史臣撰录”之书，尽视为“正史”。因此，上起先秦的《尚书》《春秋》，下迄唐初的官修诸史，不论记言、记事、编年、纪传，都在《古今正史》论列范围之内。他的正史含义比《隋志》宽广得多。以上两种关于正史的含义，对后世都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