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0。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3。
二、传记创作与群体性研究（1991—2000）
20世纪90年代，文艺批评界对于罗烽和白朗二人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作家传记的大量创作，据统计，这一时期罗烽白朗的研究论文共有15篇，其中作家的小传创作共有6篇。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特殊背景。首先，不得不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大的时代文化背景。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商业文化迅速崛起，主流作家、严肃文学渐渐处于边缘化地位，中国知识界爆发了一次全国性“人文精神大讨论”。“‘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极具轰动意义的学术热点，当时的一些学者和作家，出于对社会和文学的责任感，又不甘心自己启蒙角色的失落，希望通过唤起‘人文精神’来重塑理想，重建严肃高尚的文学，拯救当下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灵危机……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审美研究已经不再是唯一使命，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进行文本分析，使文学批评散发出社会各个领域的气息，这种转向社会文化的批评形态在90年代成为文学批评真正的主力军。”[1]这种“人文精神大讨论”奠定了当时整个文化背景的基础，不仅对于作家创作的主题和目的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当时的文学批评界同样具有一定的影响，文学批评家开始增加对严肃高尚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同时也对一味迎合大众审美需求的庸俗的商业化文学创作进行批评和讽刺，从而达到大众人文精神重建的目的。另一个特殊的背景便是作家罗烽和白朗的逝世。1990年和1991年白朗和罗烽先后因病在北京逝世。正是这两个特殊的背景，促成了作家小传的涌现。